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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导读: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医的传承,靠的是一辈一辈人的不断接力,才能绵延至今。在中医几千年的传承中,出现过很多的医家,虽然他们的名字不是很响亮,也许你也从未听过他。但小编想通过这个小专栏,让大家尽可能了解那些中医的前辈们。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前辈是我们的阶梯,我们是后辈的阶梯,如此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编辑/居业)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学类书_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医古籍_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书籍

李今庸

1925—2022

中医药学家,内经学家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书籍,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医大师,生前是湖北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李今庸,字昨非,1925年生,湖北省枣阳县(今枣阳市)唐家店人。湖北中医学院教授。

先生7岁时入私塾,攻读《论语》《孟子》《幼学故事琼林》等。1939年13岁时,因日寇蹂躏鄂北,家产破坏,生活艰难,无法续读,遂辍学,从其父习医,同时学文。其父讳贵德,字道安,幼年习儒,旋而学医,行医数十年,颇有经验。

始授先生以《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和《医宗金鉴》《陈修园医书全集》《唐容川医书五种》等;再命先生广阅历代各家论著和各科专著,并侍父临诊。同时,阅读《纲鉴易知录》《春秋左传》等,获历史知识。

11年学成,1950年正式在当地行医,积极开展诊疗活动。

1954年6月到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学完《中医学术讲座》《针灸学》和西医学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化验诊断》《物理诊断》《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外科学》以及《急救学》等课程,于1955年3月结业。

同年5月,调至湖北省卫生厅中医科工作。1957年春,又调至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师,担任中医教学工作。1959年2月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改为湖北中医学院后,继续任教。治学方法受已故副院长、近代湖北著名学者蒋笠庵先生影响颇深。1978年夏,中医开始评定教学职称,评为副教授,1980年8月晋升为教授。

先生在40多年教育生涯中,曾先后担任过《金匮》教研组组长、《内经》教研室主任;讲授过《金匮要略》《黄帝内经》《中医基础学》以及《难经》等课程。1978年,中医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时,又担任《黄帝内经》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

在学院教学建设过程中,筹建了《金匮》教研组(后改称《金匮》教研室),编写了《金匮讲义》;恢复和发展了《内经》教研室,组织并主编了《内经》课教材及其教学参考用书,在教研室里创建了“图书资料室”,收藏各类图书800余册,为教研室教师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创造了方便条件。

同时,先生在教研室教师中间,积极提倡培养两个习惯,即“读书习惯”和“写作习惯”,并多次举行学术活动,促进教师钻研业务知识的积极性。对学院教研室建设,顺利开展教学工作,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保证教学质量,培养中医后继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1年任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首批指导老师。同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先生喜读书,勤笔记,爱写作,耽好思索,治学态度严谨,学术上一丝不苟,言必有据,又不为古人所囿,能提出新观点,新见解。

谓“知识非博不能返约,非深不能至精”,“读医书必须深入到医学实际里面去,不能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书籍,“学习古代书籍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其学术思想和科学价值,不能要求古人说出我们现代同样的语言。”认为“研究古籍内容,必须首先读懂其本来意义,然后再加评论,决定取舍,才是正确态度”。

数十年来,先生除重点博览医学群书外,对“经”“史”“子”“集”之书和现代某些著作亦多阅览。因《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之世,且与古代哲学密切相关,是故先生尤其注重于阅读汉唐以前著作和古今哲学著作。

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整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经验,并能在中医专业知识基础上,运用“训诂学”“古文字学”“方言学”“历史学”“文献学”和“校勘学”以及避讳知识等整理中医古代各种书籍。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难经》的研究尤深,对历代有争议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已撰著有《读医心得》(1982年4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读古医书随笔》(1984年6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舌耕余话》(1991年11月内部印刷),《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1998年1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主编《中医学辩证法简论》(1983年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北医学史稿》(1993年5月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奇治外用方》(1993年6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中华自然疗法图解》(2001年1月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审订《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1985年5月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人体特异功能集锦》(1982年5月内部印刷)。近年来著有《古医籍研究》一书。

先生还先后在各地中医刊物和《文物》杂志上发表过“《金匮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的我见”(《江西中医药》1960年第10期)、“论祖国医学中补法、泻法的辩证关系”(《新中医》1973年第3期)、“略论宋以后祖国医学的发展及对所谓‘儒医’一词的剖析”(《河南中医学院学报》1976年第3期)、“关于‘辨证’与‘辨病’”(《新中医》1976年第5期);

“《内经》析疑三则”(《新中医》1977年第1期)、“谈帛画〈导引图〉的胠积”(北京《文物》1978年第2期)、“《金匮要略》析疑三则”(《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金匮要略》析疑三则”(《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难经》析疑一则”(《上海中医药杂志》1980年第3期)、“《灵枢经》析疑四则”(《湖北中医杂志》1980年第5期);

“《素问》析疑四则”(《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伤寒论》析疑二则”(《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略论《黄帝内经》的营卫理论”(《中医药研究》1991年第5期),“论‘穴位’在人身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医药学报》1992年第3期),“楚医学对祖国医学的伟大贡献”(《现代中医杂导》1996年第9期);

“论我国古代的优生优育”(1997年),“《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考”(台湾《明师中医杂志》1999年第92期),“《神农本草经》‘彼子’考”(《明师中医杂志》2000年第105期),“我国古代对‘脑’的认识”(台湾《明师中医杂志》1999年第99期);

“略论‘巫’的起源和《黄帝内经》的巫祝治病”(《明师中医杂志》2000年第7期),“略论《黄帝内经》中血气流行及放血治病”(《美国综合医学杂志》1999年第4期)以及“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和意义”(《中国中医药报》),“论中医学的多学科思想及其研究设想”(《湖北中医杂志》),“保持中医药学特色在实践中发展”(《世界名医论坛杂志》第2期)等100多篇论文。

在教材建设上,编撰有本院本科中医专业用《金匮要略》(1959年内部印刷)、代理主编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试用教材《金匮要略讲义》(1963年9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主编本院本科中医专业用《内经选读》(1979年内部印刷)、主编本院中医专业本科、研究生两用教材《内经选读》(1982年内部印刷)、主编教学参考用书《黄帝内经索引》(1985年10月内部印刷);

并两次协编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学基础》(1974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和1976年北京中医学院印刷厂印刷),参加陕西中医学院主编全国函授教材《内经讲义》的集体审稿定稿工作(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并且还为全国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编著了《金匮要略讲解》(1987年5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另外,1978~1980年间,先生先后在济南、南京、泰安、福州参加了卫生部科研项目《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灵枢经校释》《难经校释》《针灸甲乙经校释》《脉经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针灸大成校释》等七部古医书的集体审稿定稿工作。

1981年3月,先生应湖北省卫生系统技术职称晋升学术委员会之聘请,主持了中医药学科学术小组,对我省中医晋升正、副主任医师进行评审。

同时在社会活动方面,除经常参加省内各种活动外,还积极参加全国中医工作和学术会议。1962年夏参加了卫生部在庐山召开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会议”,1977年10月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医学基础学科规划座谈会议”,1978年3月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受到了党中央首长的接见。

1979年3月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医学百科全书》会议”,同年5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会”,1980年5月参加了卫生部委托北京中医研究院在泰安召开的“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会议”;

1981年6月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卫生部学位授予单位审核会议”,同年12月参加了南阳“张仲景研究会成立暨学术交流大会”,继之又参加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武汉召开的“中医内科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会”;

1982年2月参加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会上与全国专家一道共同签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以加强党对中医药工作的有效领导,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药政策的积极建议。

同年6月参加了卫生部中医司在北京召开的“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同年6月又参加了卫生部中医司在北京召开的“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继之召开的“中医图书编辑委员会议”;

同年9月参加了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在长春召开的“第二次委员会议”,同年10月参加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南阳召开的“仲景学说学术讨论会”,继之又参加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的“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委会议”;

1983年9月参加了湖北省8个单位在蕲春联合召开而邀请有全国专家参加的“纪念李时珍逝世 39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年10月参加了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在杭州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校勘学术会议”,继之又参加了四川省中医学辩证法研究会在成都召开的“中医工作问题学术讨论会”;

1984年4月参加了河南省中医学会在巩县召开的“发扬中医特色学术讨论会”,继之又参加了卫生部中医古籍整理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的“卫生部中医重点古籍审定稿会议”,会后,同全国11位中医专家一起签名,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写了建议信,要求加强党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给予中医药事业支持。

1985年1月底至2月初,参加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继之又参加了南阳“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同年4月下旬接待了美国华侨中医师黄维三先生,对《难经》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1986年6月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1991年5月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两次会议上都分别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接见。

1986年9月,接待了日本关西大学药学博士科学史本草学教授宫下三郎先生和日本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中央生药研究所大盐春治博士。1987年5月,接待了美籍台胞庄振辉先生,就药膳问题进行了研讨。

从1976年起,先生先后应邀到北京、上海、南京、吉林、辽宁、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湖南、福建等各地讲学。1994年夏秋之际,在瑞典分别与瑞典学者和瑞典医生进行了文化交流和医疗访问。

1997年3月,应日人邀请为“日中友好之旅”培训班讲授中医经典文献。1997年11月至12月间,到韩国大田大学作学术演讲。

在对中医学术与中医对外交流方面,多次建议、联系和组织国际性学术会议,作中外医学学术交流,如“95”国际传统医学大会,“97”鄂港澳台国际学术交流大会,“98”李时珍国际学术研讨大会,“99”国际传统医学与按导医学研讨会等。

在争取国外医生和专家如瑞典、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及香港地区等专家来本省及本院参观访问、参加学术活动并合作办学,做了积极努力的工作。这些活动充分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的发展。

2000年11月于法国・巴黎出席参加了第二届“法中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话。

先生兼任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座教授、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医杂志》编委。

并曾先后兼任有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图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华本草》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科技成果评议委员会委员、湖北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同时,先生又为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第五、第六、第七届常务委员及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委员,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顾问;

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理事长;湖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第二、第三两届副理事长。在为继承发扬中医学术、发展中医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以及党政群团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充分发挥了作用,尽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义务。

中医学术,先生认为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它的基本特色,是把医学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不断发展变化。医疗活动,则是以其基本理论为指导而辨证施治。”

“辨证施治,不是中医理论,而是中医在医疗工作中的思想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而规定了其基本理论的笼统性,不能适应临床工作中辨证施治的需要。如不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上来,今天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

“发展中医学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一方面应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指导,按中医学术传统思想和传统理论,继续实践,继续总结,不断求得发展。另一方面,应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利用现代各种检查方法,认真观察,细心体验,大量积累新的资料,以中医传统理论为指导,以中医传统观点详加分析,从中找出新的规律,纳入辨证施治范围,使之为辨证施治服务,从而发展中医学的辨证施治。防止简单依靠西医学已有的现成结论,而丢掉中医学的特色。”

同时,先生还指出“中西医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不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有各自的哲学基础,二者不能相互取代,只能在发展的基础上互相结合。然结合应该是‘辩证’的,需要做大量而又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来完成。简单从事,把二者毫无内在联系的拼凑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

“临床工作中,依据具体病人的实际病情,采用中西医药配合治愈疾病,这是需要的,但这是医疗工作上‘一切为了病人’的中西医合作共事,而不是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

多少年来,先生一直为正确发扬中医学术、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学作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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