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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英，1941年出生于榆阳一个中医家庭，为榆林郭氏中医世家第五代传人，主任医师，著名中西医结合医药学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榆林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农工党榆林主委、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郭冠英从事医疗、科研、教学50多年，桃李逾千，专长于心血管病、肝胆病及老年病的临床诊治和医药研究。曾研制新药多种，其中胆石利通片获得国家级发明新药证书，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发表医学论文30多篇，编写医学专著15部，约660余万字；先后获得省、市级科技奖项10多项。退休后仍然接诊治病，并创办榆林市生物医药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生物医药研究和新药的开发。
在老板遍地的榆林见到中医世家第五代传人郭冠英先生后，我更加相信那句英国谚语的正确——一夜可以产生暴发户，但培养贵族至少需要三代。
虽然已年届七十五岁高龄，但郭冠英老先生依然坚持每天上午接诊，而且他婉拒任何医疗机构邀聘，就在祖上留下的那座四合院中免费为慕名而来的患者服务，秉承祖上“事病家如事亲”的传统，“精、谨、慎、勤，一丝不苟”，用医者仁心谱写着对苍生的大爱。
两次拜访郭老，都约在下午，交谈中才知道这是因为受郭老目前工作状态的约束，他“上午接诊，下午会客，晚上写作”。
郭老给我的印象是如此谦和，如此儒雅，没有丝毫的架子，就连采访结束时的合影他也一定要让我站在他的左侧，极尽长者的关怀。
1968年，郭冠英先生从西安医学院毕业两年之后回到榆林工作的时候，他写下一首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许心岐黄欲何求？身如逆水泛轻舟。宜将全力付双桨，不可松劲堕下游”。而此刻，我愿将此诗引为文内的标题，以此回顾郭老半生“勤谨敬业、刻苦创新”的从医、治学经历。
许心岐黄欲何求
在榆林，郭家是有名的名门望族。自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郭春林先生开创郭氏中医世家以来，经一百多年的传承，已历经六代仍悬壶济世，服务苍生。
2002年，《当代中医世家系列丛书》决意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祖传三辈以上的国家级名老中医五十余位，逐一进行专项整理，各自汇为一册，统一命名为《中医世家经验辑要》。而排在首位的就是以郭冠英的父亲、著名温病学家郭谦亨教授（祖传六代）命名的《郭谦亨中医世家经验辑要》，从郭家的家传史略、学术特点、临床经验、祖传验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
郭冠英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书香味、充满大爱的家庭中成长。郭冠英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瑞西公已71岁，在家著书立说。因为喜得第一个重孙，所以瑞西公十分欣慰。幼小的郭冠英在曾祖父自制的教具和亲笔书写的“朱范”中开启了国学的第一课。到瑞西公去世时，六岁的郭冠英已经能识得五千多字，可以读书。也许正是曾祖父为他种下的这颗读书的种子，让郭冠英先生将读书的嗜好一直保持至今。
尽管从七岁开始，郭冠英便从父亲那里得到系统的中医知识讲授：父亲在家中设有一块小黑板，为他和姐姐培英系统地讲解中医理论，从脏腑、经络到药性、汤头逐一教授，并要求他们做笔记，但幼小的郭冠英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些玄奥的中医理论，而且他那时候更喜欢美术。
由于得到了曾留学日本的美术教育家郭榭清先生的指导，初中毕业时，学校便推荐郭冠英报考西安美术学院附中，但却被父亲郭谦亨教授阻止，父亲要求他继承郭家行医济世的传统。
高中毕业后，郭冠英如愿考上了西安医学院西安比较有名的中医院，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满足了郭氏中医家族几代人让他继承家学的心愿。
西安医学院是当时西北地区著名的高等医药学府，名家云集，人才济济，郭冠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自己五年的学业，4800多个学时，一年半的临床实习。郭冠英从他崇敬的师长侯宗濂、叶瑞禾、郭佐国、陈向志、刘绍诰、戈治理、杨鼎颐等教授身上不仅获得了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面对科研，如何服务民众，如何做人。
从此，郭冠英便开始了他以医药济世的人生道路。郭冠英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不仅系统地接受了西医教育，而且又从家学那里继承了中医理论和经验。正是因为他兼融中西的缘故，便可以运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知识，比较选择、参考验证，准确而周到地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服务，走上了医学服务社会的道路。
身如逆水泛轻舟
榆林素有“中医之乡”的美誉，中医药历史源远流长，名医辈出，郭家便是其中优秀的代表。
在历经晚清、民国的世事动荡、时局艰危的过程中，郭氏中医世家几代人一直坚持行医济世，治病活人，屡起沉疴，造福民众。尤其是在1932年秋天榆林发生“虎烈拉”（霍乱）大流行时，郭冠英的曾祖父瑞西公详察病状，化裁出“伏虎神效散”，作为针对“虎烈拉”的专治之剂，免费向全城发放，而且还向神木、府谷、横山等县赠送，救人无数。
其实郭家除了治病救人之外，还积极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中。1909年，瑞西公耗家资创办榆林府中等农业学堂，并亲自任堂长，培养农技专门人才，以兴农的方式期冀实现一方平安。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郭家将一院房产和部分现金捐赠国家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为国尽忠。
1956年，国家实行“一化三改”，动员私营企业公私合营，郭家立即响应，将药房全部药品、资产，甚至连同家中老人的养老资产也全部投入合营。
然而到了1966年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将厄运降临到郭家。郭冠英的父亲，时任陕西中医学院教授的郭谦亨先生两次被抄家，大量医学古籍、文物字画、衣物用品及祖上遗著、遗墨悉数被抄走，而且被迁送到榆林西北的沙漠村庄里务农长达7年之久。
而此时，正待从西安医学院毕业的郭冠英也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不能走上工作岗位。他只好和妻子到西安铁路医院，先后担任起内科、中医科、针灸和妇产科的医疗任务，各自每天要处理四五十个病人。
家庭在时局面前的突然变故，让一直以来受家风家教熏陶的郭冠英无所适从，祖母、父母及家中兄弟姊妹的处境时时牵动着他的心。
1968年，郭冠英回到榆林的刘千河乡医院，开始了他为乡民们看病的历程。
当时的刘千河医院，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诊所，全院仅有两名初级卫生人员。他和妻子必须做全科医生，还要兼管调剂、护理、供应等方面的事务。农村的病人很多，而此刻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反而使他们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都置之度外。他们倾其所学，为众多的农民治病，一方面设立病房、开展手术，同时跋山涉水四处出诊；另一方面则办班讲课，培养乡村赤脚医生和备战医疗救护队，提高医疗、急救水平。
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医院规模大了，声誉也高了，邻近公社及外县的病人都远道赶来求治，刘千河医院变得兴旺、热闹起来，被评为全县的模范公社医院。郭冠英夫妻俩用自己的智慧、辛劳赢得了人民群众及领导的信任和尊重。
1970年，镇川机场发生严重烧伤事件，6名民工生命垂危，郭冠英被抽调去参加了4个多月时间抢救。他不仅从烧伤治疗、清创植皮、到术后管理等医疗工作全程参与，而且还为榆林地区现场举办的“烧伤培训班”主笔编写了约15万字的《烧伤的诊断与治疗》讲义。其间，他也有幸结识了地区中心医院（原陕西第二康复医院）的杨兴善、杨志学、张定中等良师益友！
宜将全力付双桨
对于郭冠英来说，从事医疗行业既是他传承祖业的方式，又是他入世体现人生价值的所在。我总觉得，他当年这首诗中所谓的“双桨”为他以后的人生和事业道路作了最好的注解。
我理解的“双桨”就是他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又积极研发药品；他既治病救人，又兴办教育，培养医学工作者；他既整理传统中医秘方服务大众，又不断创新，从事医学研究；他既用医技直接服务患者，又担任农工党榆林主委，积极献言献策，参与社会事务；他既是中医，又是西医——这“双桨”真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
而这些，从他日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1972年到1974年，郭冠英重新回到西安医学院师从李景峙、王世臣、黄宗心等著名教授学习心血管病的理论和临床技能，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学术水平。
但他始终认为，榆林人民信赖中医，需要中医，因此，他一直就没有放下过对中医的学习，他认为掌握了中、西医两种方法，必然会使临床医疗手段更加丰富、全面，效果更好。
在西安铁路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的内科专家王应庚先生是西医的权威，对中医一直存在偏见，但当他目睹了郭冠英运用中药、针灸治疗疑难杂症的良好效果后，大为惊异，不仅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还亲自上街买回一个针灸人模型，向郭冠英请教针灸知识，而郭冠英则向王应庚学习丰富的内科经验，因为互相学习，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1974年，作为榆林地区中心医院的原二康医院准备调郭冠英夫妇去工作，郭也有去的意愿。但时任榆林县委书记的郝延寿却因为惜才，亲自找郭冠英谈话，希望他留在榆林，能挑起重担，要么去县医院（今天的榆林二院）工作，要么去创办卫生学校。
有过基层医院工作经历的郭冠英懂得榆林广大农村医护人员短缺的现状，于是他选择创办卫生学校。1975年，他提出“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建校园”的口号、团结动员师生，亲自动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建成了占地50亩，建筑面积1500平米的新校园。
而几乎就在同时，榆林地区卫生局和榆林县政府又任命郭冠英为榆林南郊职工医院（榆林市中医院前身）的筹建处副主任，负责一座300张病床的综合医院建设。郭老今天在讲起这段往事时，仿佛回到了自己当年艰苦创业的过程中，满是激情，满是收获的心情。
从1974年以后的10年中，郭冠英倾其所学、尽其所能，全身心投入到了教学、临床和管理工作之中，培养了2000多名医疗、护理、检验等专门人才，为榆林的卫生行业输送新鲜血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2年，全国科技大会之后，榆林县委将1983年确定为榆林科技年。他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春天的东风吹到了榆林，给医药科研带来了希望，给榆林的医学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他向县委提出成立医药科研机构的想法，在县委书记石海源、县长赵秉正的重视和支持下，成立了榆林医学科学研究所，他被任命为该所所长兼卫校校长。
因为郭冠英自己的身世和家学影响，因为榆林悠久的中医文化，都酝酿和编织起郭冠英难以排解的“中医情结”。他不但尊重祖国医学，而且更崇敬历代先贤。
1983年，在国家提出“振兴中医”计划的背景下，在榆林县委石海源书记和县科委的支持下，郭冠英组织了一班人，着手整理榆林县近代名医的学术经验，他们用了一年时间，于1984年撰成38万字的《榆林中医•医方选粹》。书中收集了榆林县174位名老中医的秘方、名方741首，并探方寻源，列述功效主治、用法禁忌，还对临床应用考证分析，据典评议。这本书的印行在榆林乃至省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国家中医管理局及许多专家的好评。
1984年底，在榆林地委、行署的重视下，在地区卫生局李守飞局长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榆林中医》编辑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委托郭冠英担任主编，负责挖掘整理、研究编著全面反映榆林地区中医药文化的一套大型丛书。自此，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开展了对榆林中医中药的研究。
榆林中医历史悠久，根基雄厚，名医代出，经验丰富，不仅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临床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要对榆林地域上千年的医药文化进行研究和总结，难度很大，责任也很大。郭冠英领导近30人的工作班子，精心组织，周密计划，踏遍全区12个县的山山水水，深入调查，搜集资料；奔赴毗邻的内蒙古、宁夏、山西、延安等地考察访问；遍阅榆林医家的遗著、手稿及州府县志和各种书籍资料；在考古学家戴应新教授的陪同下，逐县调研有关医药卫生的历代出土文物；邀请国内、省内十几名各方面专家在榆林召开“陕北医史讨论会”——日日夜夜，寒来暑往，伏身书案与同志们一道致力于这一项繁重的研究工作。最终编撰成的一套《榆林中医》（150万字）由“医史医传”、“医方选粹”、“医案选集”、“地方中药”四个分册组成，分别记述榆林地区中医药的起源与发展及沿革历史，介绍本地历代名医及其贡献；荟萃名家名方秘方；选评已故及现代著名中医的精华医论、医案；勘定并载录本地中草药资源以及创制的中成药品类，采集整理了民间的用药经验与习惯等，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搜集了历代有关榆林地区中医药的珍贵资料。经过认真考证核实，加工整理，力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翔实地反映榆林中医的面貌、特色和贡献。《榆林中医》纵贯历史，横及全区，资料浩瀚，内容丰富，是对榆林地区中医药文化前所未有的第一次总结。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对此书的评价是：这件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在全国开创了先河，是区域性全方位整理中医药文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此后，郭冠英还主编了《榆林市卫生志》，参与了《孙思邈〈千金方〉研究》等文献撰著。他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极尽负责与虔诚，回顾古人，面对来者。他在研究，也在孜孜不倦的学习。在从事医学文献研究和著述的十几年里，郭冠英又与医界前辈和老师李经纬教授、赵石麟教授、张文教授等著名学者多次合作，受到他们教诲，增长了学识，开阔了医学思维。
在整理传统中医药宝贵资料的同时，郭冠英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时代前沿，他认为医学是最需要与各类前沿技术结合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技术，所以，他不仅坚守传统，同时又能够开拓创新，用中医的辨证哲学思维和西医的前沿革新技术系统地看待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中国有句老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郭老说，“当医生、做学问、搞科研，不勤奋、不刻苦是不行的。医学是知识、技术更新信息量最大、速度最快的学科，你停步就是倒退。”
郭冠英为自己确定了“围绕专科搞学术，开展科研图创新”的奋斗目标。医疗和科研都是系统工程，需要群体合作努力。他培养和率领一个集体，创造条件、开展科研、艰难跋涉。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创建了拥有400多种中外医学期刊和上万册医学图书的医学情报资料室，保证了医学信息的畅通和及时；同时聘请60多名国内医药专家成立了“榆林医药科技顾问委员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保持与高层专家的联系，以充分获取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培养、提高科研队伍。
医学遗传学是一门前沿科学，是许多医学难题研究中都离不开的基础学科。1987年，郭冠英在榆林医学科学研究所内指导成立了陕西省西安以北第一个医学遗传研究室，并成功地开展了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和染色体制备、核型分析鉴定，为出生缺陷监测和染色体疾病诊断提供了重要的手段。这个遗传研究室被陕西省确定为“全国优生监测网”的成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中药也在市场经济的促动下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自80年代后期，郭冠英逐渐把精力和重点转向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因为他全面继承家学，又长期致力于榆林历代名医经验的研究，有着比较丰厚的中医中药理论和知识积累；也因为他接受过扎实的现代医学高等教育，掌握现代药理知识和分析实验手段，所以，为他利用现代制剂科学和技术研究开发中药新药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当时的郭冠英所长及时收集国内外中药研究的信息，认真钻研国家有关新药研究的规定和标准，在长期临床研究的基础上筛选有效制剂，分析理法，选择剂型，拟定工艺，考究质量，反复试验验证，亲自下厂操作，严格把关，确保安全有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先后研制了治疗胆石症的中药新药——胆石利通片、防治冠心病的新药——卡脉利通胶囊、治疗三高血症的新药——血迪颗粒、治疗颈、腰椎病的新药——力舒冲剂及治疗阻塞性肺疾病及肺心病的新药——肺安欣宁胶囊等多种。其中胆石利通片获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列为国家级新药，并成功转让，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列为陕西省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
郭老认为，医药科研始终是医学发展进步的动力，不论中医、西医，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前人一代一代研究创新的成果，是他们实践技术的积累和理论的总结。必须重视医药科研，不能总是引进、重复或仿制别人的东西。没有科研就没有突破和自主创新，也就不可能有医学上的“弯道超车”。
这真是“宜将全力付双桨”，郭冠英先生中西相辅、医药并举，既继承传统又努力创新，立足榆林本地，放眼全球前沿，不断超越，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郭冠英担任所长的那些年，榆林市医学科学研究所共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课题27项，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和效应。
不可松劲堕下游
如今已75岁高龄的郭老依然每日接待求诊患者，也注重总结医药研究经验，同时思考着医学的发展和未来，思考着如何能让各种新的技术应用于医学，为更多的人服务。
2006年退休后，恰逢榆林市政府提出“21611”工程西安比较有名的中医院，要求建设6个科研中心，带动榆林经济发展。而由郭冠英担任主任的榆林市生物医药研究中心是唯一的民营科技机构。
这些年来，研究中心紧紧围绕榆林的实际，充分挖掘榆林的中草药资源，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展开对百蕊草素Ⅱ的提取，研究其在肺癌等8类肿瘤体外细胞的治疗效果。这也正是郭老一贯的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先进技术手段，研发中药新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将国内的传统中草药资源、应用经验与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实验技术进行合作，开发治疗肿瘤的新药，用现代医学技术验证中药的药性药效、治疗效果，也是中西医的一种完美结合。
中西医并存的二元格局，是中国医药体制的一大优势！这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各有所长，从事西医和从事中医的都要客观、理性的审视彼此，互相借鉴，虚心学习，取长补短。
中医药学是地球上唯一传衍两千多年，理论完整、经验丰富、效果显著的传统医学体系；中医药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医药的轻贱、贬损，是狂妄无知。
郭冠英不仅是医药专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非常关注国家事务，关心榆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十分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他是陕西省第七、八、九、十届人大代表，1987年任县级榆林市人大副主任，2000年又任榆林市人大副主任。他平时注重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在省、市人代会谈意见讲看法。他曾先后为定边引黄工程、榆林甲醇厂二期工程等骨干项目的上马或续建提出议案。
郭冠英担任人大代表期间，共提出议案和建议案30多件，大部分得到采纳，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他在担任榆林市人大副主任期间的日常工作中重视执法监督，维护依法行政，并规范自身工作，强化检查，在分管的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郭冠英先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榆林地方组织的创始人，榆林市委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委员，农工民主党全国第十一大、十三大代表。在他领导下，近二十年来，农工榆林市委曾通过多种渠道提出各种提案、建议、意见、调查报告等共40余件，其中重要的如“关于建立卫生银行的建议”，“榆林地区三级卫生网状况调查报告”、“关于增加榆林地区能源资源税的提案”。“关于榆林定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试验示范区的提案”，“关于榆林地区林牧业矛盾及解决方案的调查报告”等，大多呈送市（地）委领导，有的转呈省委和中央，受到重视并得到采纳。
在郭冠英的提议下，通过农工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榆林地委、行署的共同努力，1992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名誉院长卢嘉锡率6名科学院院士及其他专家教授一行15人到榆林考察咨询。考察期间，卢嘉锡主席就榆林的氟骨病问题请郭冠英展开研究。一年后，郭冠英去北京参加农工党全国会议的期间，卢主席专门向郭冠英了解氟骨病的控制情况。
退休后，郭冠英一直没有忘记卢嘉锡院士的嘱托，他曾先后四次深入定边县氟病区调查，向省九届三次人代会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关于重视定边氟病区防氟改水工程”的议案，并研制出专门治疗氟骨病的新药，为患者减轻病痛作出了贡献。
1998年11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率11名专家再次到榆林考察咨询，并促成农工党中央与榆林地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与咨询服务关系。两届农工党中央主席先后到榆林视察，曾就榆林的铁路建设、煤田开发、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生态环境示范基地建设、科技人才培养、农村医疗卫生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进言，得到中央领导重视，为榆林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代士人学习儒家经典，讲求的是“修、齐、治、平”，从修身养性做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郭老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医者仁心和士人作风，不计名利，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社会，为这个浮躁的时代树立起榜样和楷模。采访的时候，郭老对我说，“我既然选择以医疗为职业，治病救人就是我毕生的信仰。做一个医生也许不难，但做一位好医生确实不易，医德、医术缺一不可。我信奉‘德不近佛，不可为医；术不近仙，不可为医。’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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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书写历史的雄心，这也不是什么史诗般的创作——我们只希望用镜头记录一个群体——陕北人——记录他们的点点滴滴。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捡拾起被繁忙的生活忽略的内容，让记录成为一种习惯，我们更希望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希望这些细节能成为个人珍贵的记忆——加入我们的拍摄计划吧，让我们一起定格您精彩的片刻，您就是这个时代的榜样。 如果您有兴趣，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和您一起，用文字和镜头讲述关于您的故事——让生活充满美好记忆，让人生的每一瞬间都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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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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