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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医养结合是养生的打开方式。
医养同源， “零基础学中医”从学习养生开始。学习“零基础学中医”版块时觉得有困扰的读者，作者推荐这部分读者可先从“养生学笔记”开始。这是因为医养需要结合，医养其实是同源的也是同体的，但“养生学笔记”相比显然更浅白，更容易理解零基础学中医，更容易入门。也可以这样说，从“零基础学中医”，请先从“养生学笔记”开始，然后再进入“零基础学中医”版块作进一步学习。
从健康的维护看，需要医养结合，需要中西医结合，需要防治一体化，防重于治，防治结合。尽管作者有关健康的科普文章，以中医为主，但仍然以上述理念为导向。突出中医，结合西医，两者融合成一体化医学；突出治疗与养生保健预防相辅相成；强调诊断与治疗并重；重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性，做到知常达变。在每篇医养文章后均附有西医医学常识和百科常识（包括音乐）分享，以分享作者医养一体、中西医融汇贯通和健康需要形神兼俱的理念。
分论
关于中医各家学说，前面的学习提到，内经之后，以伤寒、火热、脏腑为学术研究重点的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便成三足鼎立之势。伤寒在先，河间在后，稍晚有张元素。
张元素医学思想主要渊源于《内经》、《难经》、《伤寒论》，以及间取《华氏中藏经》、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等,同时受到刘完素的一定影响。其间因治好了刘完素的伤寒病,一战成名，竟成为易水学派的开山之祖，实是中医学史上佳话。
而中医学从病机而论不外正邪相争，邪不外从外而来或邪从内生，治不出正邪、标本、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和缓急轻重，法必不出阴阳，扶正驱邪耳。扶正驱邪结果，或正胜邪退或邪胜正衰，或正邪相持。从治病求本论，虚则补之，盛则泻之，不过尔尔。
所以从临床角度，学派之争，不过补派或攻派罢了。强调正气者，则以“正气在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攻邪为上者，则言“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均不全面，但各有侧重，各有深入发挥，临床上宜扶正驱邪并举不可偏废。伤寒之后，补派有易水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攻派有河间学派、攻邪学派、温病学派。攻邪以张元素卓尔不群。
比刘河间、张元素之稍晚而后的张从正，则远取法于《内经》、《伤寒论》，近受影响于刘完素的火热理论及其治病经验。以攻击邪气作为治病的首要任务,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善于运用汗、吐、下三法，而成攻邪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见。
其后的朱丹溪，为刘完素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远绍《内经》，针对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造成伤阴劫液之时弊，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观点,以养阴为特色,且在临床上擅长于治疗气、血、痰、郁等杂病,治杂病又兼采前人学术之精华,使治病方法，更趋周匝、完备。创立以养阴为学术要旨的丹溪学派，后人有“杂病用丹溪”之誉。
本篇就讲述丹溪的学术思想，诠释为啥“杂病用丹溪”。
8.丹溪学派
8.1 概说
丹溪学派以养阴为宗旨,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元·朱震亨为学派之倡导者。
附丹溪生平
朱丹溪（1281~1358年），名震亨，字彦修，义乌（今浙江义乌市）赤岸人。他所居的赤岸村，原名蒲墟村，南朝时改名赤岸村，继而又改为丹溪村。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童年磨难
朱丹溪祖父名环，父名元，母戚氏。祖父辈均以孝闻名乡里。朱丹溪的堂曾祖朱杓，精通医学，著有《卫生普济方》，重医德。堂祖父叔麒，宋咸淳进士，晚年从事医学，医德十分高尚，他们均对丹溪有一定的影响。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丹溪诞生于义乌县赤岸村。朱丹溪自幼聪敏好学，日记千言。
元贞元年（1295年），丹溪父亲因病去世。丹溪和两个弟弟都尚年幼，全家靠戚氏一人支撑。朱丹溪的童年既经历了艰辛的磨难，又得到了母亲的良好的教育与熏陶。
发奋为学
在逆境中成长的朱丹溪，性格豪迈，见义勇为，从“不肯出人下”。元大德四年（1300年），朱丹溪年满20岁，时任义乌双林乡蜀山里里正。他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护，连官府都忌他三分。
丹溪30岁时，母亲患病，而“众工束手”，因此他就立志学医。他刻苦钻研《素问》等书，“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克服了学习上的种种困难，经过5年的勤奋苦学，既治好了母亲的病，也为日后的医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时，丹溪已经36岁，他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到东阳从师许谦，学习理学。过了4年，成为许谦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将理学结合于医学，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恢复科举制度。丹溪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
科举失败并没有使丹溪灰心，他认为：要使德泽远播于四方，只有学医济人，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时，他的老师许谦，卧病日久，也鼓励丹溪学医。于是，朱丹溪决意断绝仕途，专心从事医学事业。
有志不在年高，朱丹溪专业从医的时候，已40岁了。他一心扑在医学上，学业大有长进。过了两年，丹溪42岁时，治愈了许谦多年的顽疾。
千里求师
泰定二年（1325年），朱丹溪45岁，渡钱塘江，千里迢迢来到吴中（今江苏苏州）。后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上南徐（今江苏镇江），辗转建业（今南京），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位适合当老师的人。有人告知，杭州罗知悌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就不顾夏日的炎热，日夜兼程，匆忙赶到杭州求教。
知悌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学，为刘完素的二传弟子，旁参张从正、李东垣两家，曾以医侍宋理宗。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实践的教诲。使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朱丹溪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总结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即“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为创立后来的丹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半后，罗知悌去世。丹溪安葬了师傅后回到义乌老家。朱丹溪济世救人，为百姓治病，数年后，“声誉顿著”。
作品成就
主要成就及著作——倡导滋阴学说
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至67岁时，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得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日本，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沿存“丹溪学社”。
至正十八年（1358年）夏，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终年78岁，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社会影响
浙江义乌朱丹溪陵园明清时期一些学者，对丹溪推崇备至，常远道前来祭奠。今日之丹溪故里赤岸，丹溪之滨狮子岩顶建有朱丹溪纪念亭，狮子岩麓建有朱丹溪纪念堂。东朱村辟有朱丹溪陵园。赤岸镇区、义乌城区、金华市区分别有丹溪街、丹溪路之命名。丹溪在人民心目中，正如“云山苍苍，高风不磨，世远弥声，仰止者多。”
朱丹溪墓，位于赤岸镇东朱村东朱山现名谷潭渊。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义乌人。著有《局方发挥》、《格致余论》、《伤寒论辨》，在医学理论上创立滋阴学说，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原墓与妻、长子合墓。墓始建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经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及1946年修葺。20世纪60年代破坏。现墓系1982年重修，墓丘圆形，下部石砌。墓前立有“元名医朱丹溪墓”碑，介绍朱氏生平。
朱丹溪为历史上的养阴派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形成了系统的保养阴精的学术思想。
其学术理论远绍《内经》，近亦受到河间火热理论的影响，然它侧重在阐述阴虚火旺之证,论治多以补阴为主。
朱震亨之学,传于赵道震、赵以德、戴原礼、王履诸人,明代其学颇盛行,如虞抟、王纶、汪机、徐彦纯等无不景从震亨，使丹溪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家所推崇。
丹溪学术虽以养阴为特色,但在临床上擅长于治疗气、血、痰、郁等杂病,故后人有“杂病用丹溪”之说。治杂病又兼采前人学术之精华,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观点,使治病方法，更趋周匝、完备。
8.1 朱震亨
朱震亨，字彦脩，生活于公元1281~1358年。元代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家居于丹溪,故后人尊称为丹溪翁。
丹溪自幼好学,三十岁时攻读《素问》，后师事许谦研究理学，复受业于名医罗知悌。罗为刘完素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因而，丹溪治医能发挥经旨、参合哲理、融会诸家，并能结合临床实践而创立新说。他不仅以医学著名,而其高尚的医德也为世人所尊崇。
丹溪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并传有《金匮钩元》、《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发挥》等。其流传的《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书,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其中有些著作已佚。
丹溪学说渊源于《内经》,并继承了刘、张、李诸家学术思想。他对上述各家著作叹为“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并进一步发展了“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的观点。其《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反映了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并在医理之中贯穿了“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吉凶悔吝皆生乎动”以及“动而中节”等理论,这与他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有关。
丹溪所处的时代,《局方》依然盛行,医者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造成伤阴劫液之弊者仍很普遍。丹溪目睹其状,潜心研究,深有所得,而著《局方发挥》一书。其中列举诸证,剖析误用辛热之害，并指出对于阴虚血少之人所伤尤甚。所以,他在养生或治疗方面都体现了补阴的思想,在纠正时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四库全书提要》谓:《局方》盛行于金元,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现将其学术思想分述如下:
8.2.1 相火论
主要观点是
1、朱氏认为事物的生存离不开动与静两个方面。其中动是基本的、主要的。自然界产生万物及人体维持生命均以动为常。
2、至于“动”的产生,是由于相火的作用,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丹溪十分强调相火对维持生命的重要意义,如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说明他对相火的作用的重视。
3、相火有动有静，有常有变。动静相合，相火恒常，则生命处于健康状态；相火妄动，则变成元气之贼而生变为病。一切事物总是相对而言，在相火的机理上也不例外，它也有动与静两个方面。丹溪认为:相火“动”是基本的，而“静”也是必要的。如果动而无静，是为妄动，妄动则反而为害，故说“吉凶悔吝皆生乎动”。以相火而言，其动也有正常与异常两种情况:相火动得其正,有助于生生不息;相火动失其常,则为元气之贼,因此,朱氏所言相火,有正常和异常两种不同的含义。
4、火内阴而外阳”,又认为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于水也。”可见相火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除肝肾之外,相火还与心包络、三焦、胆及膀胱等藏府有关。相火之动正常与否与五脏功能活动情况密切相关,“五火”之动中节是相火正常的重要保证。二脏(肝、肾)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
5、相火妄动的原因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多方面原因。
6、相火妄动，必然消耗阴精。
何谓相火之常？何谓相火之变？
(1)相火之常 丹溪曾说:“火内阴而外阳”,又认为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于水也。”可见相火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除肝肾之外,相火还与心包络、三焦、胆及膀胱等藏府有关。因为“胆者肝之府;膀胱者肾之府;心包络者肾之配也;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老也,”丹溪还指出相火之动正常与否与五脏功能活动情况密切相关,“五火”之动中节是相火正常的重要保证，他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故凡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等正常功能活动以及生命的延续,无不体现了相火的重要作用。
(2)相火之变相火之动既然与人体的生命活动有关，故相火之动失常就必然会导致病变。丹溪说:“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引起相火妄动的原因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多方面原因。丹溪认为六欲七情之伤常先激起“脏腑之火(“五性厥阳之火”),如“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然后煽动相火。即所谓“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 相火妄动与心火之动两者关系至为密切,故《格致余论》载述:“二脏(肝、肾)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如果相火妄动，必然消耗阴精,所谓“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皆暗流而疏泄矣。”由于相火妄动，变化莫测,无时不有,以致“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其病变化较多,危害甚大。丹溪在继承了东垣的相火为“元气之贼”的观点而有新的创见。此外,丹溪所言的部分相火,有的属六淫之火,须加以鉴别。
8.2.2阳有余阴不足论
1、 “阳有余阴不足”是丹溪对人体阴阳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即使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就存在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的情况。这是他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观察及人身生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得出的结论。以天地,日月而论,天与日为阳,地与月为阴。由于天大于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由于日明于月,“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2、阴气难成而易亏。在人的生、长、壮、老生命过程中,丹溪又认识到“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哺乳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可见阴气之难于成””。 同时,《内经》论:“年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而先亏矣。”故丹溪分析人体阴阳盈虚的情况,认为阴气难成而易亏,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
3、相火妄动，阴精耗损，加重“阳有余阴不足”状态而产生病变和早衰。
人体在一般生理状况下已有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存在,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引起相火妄动，阴精耗损，势必加剧这种状态而转为病变。所以，丹溪之阐述“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既说明了人体的基本生理状况,又有其病理意义。
丹溪还认识到“阳有余阴不足”不仅是疾病的常见病理,而且是早衰的重要原因。
4、滋阴降火作为重要的治疗方法，并把养阴抑阳作为贯穿于人生从小壮到衰老的全过程中的主要摄生原则，主张通过脾胃以养阴气。例如,他认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以护阴气;青年当晚婚以待阴气成长;婚后当节制房事,摄护阴精。同时,丹溪还十分强调正确处理动和静的关系,作为养阴抑阳的重要手段。因为人心易受温馨声色等物欲所诱,心动则引起相火妄动,所以主张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即所谓“动而中节。”这主要是要求怡养寡欲以聚存阴精,不使相火妄动。此外,并提倡茹淡节食,反对饕餮厚味，指出“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认为“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主张通过脾胃以养阴气。
丹溪亦极为重视老年养生问题。他既反对服食乌附金石丹剂,也反对饮食厚味滋补,而主张食养茹淡。在《养老论》中叙述说:“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居无事,已有热症。何者?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运、肠燥面垢、发脱目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但有老境，无不有此。”详尽地分析了由于阴气不足、精血俱耗而致衰老的原因。由此可见,重视精血的保护对祛疾延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生命科学和老年医学都是很有启示的。
8.2.3论述阴阳升降
1、升降是生理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体阴阳、水火、气血的升降运动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2、阴阳的升降既有阳升阴降的一面,又有阴升阳降的一面。李东垣曾论阳升阴降,而特重于阳气的升发。朱丹溪接受了李氏的观点,在论治阳气不升时也主用升阳益气。然而,朱氏又以“阴阳比和”为出发点,阐明了阴升阳降的问题。因为要达到阴阳比和,则必须以阴升阳降为基本条件。这对东垣学说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3、在生理情况下,人身之气“阳往则阴来,阴往则阳来,一升一降,无有穷已，阴阳、水火、气血的正常升降,是阴平阳秘、水火既济以及气血冲和的重要保证。以五脏而言,“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脾居其中;以水火而言,“心为火居上，肾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已”;以气血而言,“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说明阴阳、水火、气血的正常升降,是阴平阳秘、水火既济以及气血冲和的重要保证。
4、脾土是升降的枢纽，凡六淫外侵、七情内伤、饮食失节、房劳致虚等因素都可以导致升降失常而产生各种病证。
阴升与阳降是彼此相关的,而在五脏之中,脾土“具坤静之徳,而有乾健之运”,促成了心肺之阳及肝肾之阴的升降。
凡六淫外侵、七情内伤、饮食失节、房劳致虚等因素都可以导致升降失常而产生各种病证。
如:心火宜降,心火上动则相火亦升,使阴精下流不能上承,而出现阴虚火旺之证。肺气宜降。肺受火邪,其气炎上,有升无降,而致气滞、气逆、气上,甚而出现呕吐、噎膈、痰饮、翻胃、吞酸等证。
5、阳亢于上,阴虚于下,阴阳升降失调则为病。
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而为吐血、衄血等证;阴亏于下,阳失依附，虚阳上升,则为虚脱暴绝之证;至于脾土受伤,不能运化,升降失常,清浊相混，郁热留湿,遂成胀满之患……凡此等,无不与阴阳升降失常有关。
6、在治疗上极其重视脾土之阴而助其转输。对于阴虚阳盛则重视“补阳抑阴”,特别强调了养阴补血的作用,指出“补养阴血,阳自相附，阴阳比和，何升之有?”⑤朱氏治疗阴虚阳盛的特点,不同于习俗所用的“育阴潜阳”的方法,而是采用升补阴血以达阴升而使阳降的治法,用阴升阳降达到“阴阳比和”,这是丹溪对阴阳升降问题的一种独到的见解。
如上所述,阴升阳降的观点,不仅与《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密切相关,而且也是丹溪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诊断、治疗的依据,是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8.2.4 火与痰、郁的论治心法
丹溪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所创见，而且在临床施治方面又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尤其是火与痰、郁的论治，被后世推崇，有“杂病用丹溪”之说。私淑丹溪的明代医家王纶曾谓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气血痰郁，并认为他对多种杂病的论治心法足为后人所师,所以有“杂病用丹溪”之说。对于气血虚亏证,他擅用四君子、四物汤调补,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迄今临床沿用之,有关火、痰、郁证的论治,尤具特色。
分述如次。
(1) 火证论治丹溪所论的火证,主要是内火，所谓“诸火病自内作”⑤，实多指相火为病。朱氏还提出“气有余便是火”⑫的著名论点,精辟地说明了气机阻逆产生邪火的病机。
火证的临床表现甚多,皆出之于脏腑。如其自述:“诸热瞀瘛、暴瘩冒昧、躁扰狂越、骂管惊骇、附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栗如丧神守、嚏呕、疮疡、喉痹、耳鸣及聋、呕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瞄瘈、暴疡、暴死、五志七情过极,皆属火也”。
对火症的治疗,丹溪大休分为实火、虚火和火郁。“实火可泻”,用黄连解毒汤之类,苦寒直折,夺其炎威,为正治之法，但对于火盛或体虚者，则认为不可骤用凉药，而宜参用“从治”之法,如兼用生姜等温散;“郁者可发”@，凡火邪内郁不能泄越之证，多选用东垣泻阴火升阳汤或升阳散火汤;“虚火可补”,②凡“中气不足者,味用甘寒”,@显然也取法于东垣。但丹溪的贡献是解决了阴虚火旺的机理问题,虽然他认为“阴虚火动难治”,②但在治法上创用滋阴泻火法。他阐明了内伤杂病中阴虚火旺的原理，从河间火的理论中把虚火与实火分别开来。丹溪认为,阴虚与火旺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阴虚必然导致火旺,而火旺又必致阴液更伤,故其用药特点,补阴必兼泻火,而泻火也即所以补阴，滋阴与泻火，只是根据证候表现的不同而用药有所侧重。他以滋阴为治本，也有利于降火，所谓“补阴即火自降。”@同时,泻火的目的也为滋阴,故说“有泻火为补阴之功。”在处方用药上,补阴还有补阴精与补阴血之分。凡阴精虚而相火旺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旺者用四物汤加知、柏。朱氏的滋阴降火法补充了河间纯用清热泻火的片面性，同时又从东垣的气虚发热中增添了阴虚发热的内容,对后世医学影响甚大。
(2) 郁证论治郁有滞而不通之义。情志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等因素，都可使人体气血怫郁而产生郁证。
丹溪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论郁证有“六郁”之称，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者可单独为病，也往往相因致病。但总以气机为主要关键,多由气郁而影响及其他,从而产生许多病证。其所制越鞠丸虽日统治诸郁,而以治疗气郁与火郁为治疗重点。其法为后世所宗,至今为临床所沿用。
(3) 痰证论治痰是一种病理产物,由津液不行,自积成痰。凡情志忧郁、饮食厚味、外感无汗、滥用补剂,都可使气血失常,“清化为浊”,结为老痰宿饮。其病机关键在于脾虚、湿滞、气郁、火炎。
丹溪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所以可导致多种病证。如“咳嗽、呕利、眩运嘈杂、怔忡惊悸、寒热痛肿、痞膈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四肢麻木不仁”@、“痰在膈间,使人颠狂或健忘。”可见,痰之为病,变化多端,证状不一,故说:“百病多有兼痰者”。
至于痰证的治疗当分标本。丹溪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但又认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痰饮化而津液行。丹溪以二陈汤为治痰基本方,在具体用药上,则又针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位,并结合体质情况进行选择。如湿痰用术、白术;热痰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痰用神曲、麦芽、山查;风痰用南星、白附子、天麻、姜蚕;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五倍子等药。又认为“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可导达;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痰结核在咽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药加咸药软坚之味”,“痰在膈上,必用吐法,泻亦不能去”、痰在肠胃间者可下而愈”等等。上述用药经验,常为后世医家所取法。
8·2·5 杂病论治举隅
丹溪论病遣方颇多独到之见,对后人启发很大。
如论中风，认为外中风邪极少,而对刘河间将息失宜,水不制火之论甚为称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炎热生风的病机理论，认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治法主张分血虚、气虚、挟火、湿，有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⑱对痛风的致病机理,认为主要由于内有血热而外受风、寒、湿邪，致气凝血滞，经络不通所致。治疗主张辨痰、风热、风湿、血虚等分别施治。
其著名方剂如二妙散治湿热凝阻经络、上中下通用痛风方治湿热痰瘀之患;
对于噎膈的成因，认为主要是气火郁结,煎熬津液,阴血枯燥,痰瘀凝结所致。主张禁用燥热，采取养血润燥、化瘀和胃之法，其著名方剂如韭汁牛乳饮;
疝气一证,前人多以寒论，丹溪则认为是湿热内郁,寒气外束所致。因之,着重于散寒邪、疏气滞,兼以泄火通瘀，其疝气方为著名方剂;吞酸、吐酸证,认为是湿热郁积于肝,伏于胂胃之间,必以炒黄连为君,用吴茱萸反佐,更以二陈汤和胃化痰湿;对于痿证，认为断不可作风治,大抵只宜补养,虎潜丸为其名方。
综上所述,丹溪提出《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阴升阳降学说。在养生方面主张摄护阴精，在治法上创用滋阴降火,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
然而，丹溪治疗杂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滋阴降火等法用以治疗阴虚火旺等病证以外,在丹溪著作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不少温阳益气的验案记录，甚至也不乏吐下攻邪的治法。但在其同时，又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
由于丹溪能贯穿诸家,独抒卓见,所以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特别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及治疗湿热等方面,后世医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他的启发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丹溪学说早在明代远传海外，而极为日本医家所尊崇。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至今在学术上和临床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复习思考题]
(1)试述朱震亨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的主要内容。
(2)朱震亨阴升阳降的致病因素及主要形式。
(3)朱震亨火、痰、郁证的论治特点。
[医案举例]
(1)丹溪治一壮年,恶寒。多服附子,病甚,脉弦而似缓。以红茶入姜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减棉衣大半。又与防风通圣散去麻黄、硝、黄,加地黄,百帖而安。知其燥热已多,血伤亦深,须淡食以养胃，内观以养神,则水可升,火可降。必多服补血凉血药乃可，否则内外不静,肾水不生,附毒必发。彼以为迂，果疽发背死。(《古今医案按》卷四)
按:本病恶寒，因痰热内蕴,阳气不伸所致。吐其痰而清阳舒布，继而清其郁热，益其阴血。这是丹溪运用了河间、戴人之法。然而,患者曾过服附子,“药邪”为患,耗血劫阴。阴血伤则水不能升,燥热甚则火难以降，因而丹溪强调在益阴凉血的同时，必须茹淡，辅以静养,俾水升火降,以防后患。
(2)丹溪治一妇人,患心中如火一烧，使入小肠，急去小便,大便随时亦出。如此三年求治。脉滑数,此相火送入小肠经，以四物加炒连、柏、小茴香、木通,四帖而安。(《古今医案按》卷六)
按:心与小肠相为表里，而大小肠又相联系。此证因阴血不足，相火妄动，故见心热,下道大小肠而二便俱出。以四物汤加连、柏、木通等，益阴血、泻相火。乃丹溪治阴虚火旺病之一端。
(3)浦江洪宅一妇,病疟三日一发,食甚少，经不行已三月。丹溪诊之,两手脉俱无。时当腊月，议作虚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吴茱萸、神曲为丸。心疑误,次早再诊，见其梳妆无异平时,言语行步，并无息倦,知果误矣。乃日:经不行者，非无血也,为痰所碍而不行也。无脉者，非气血衰而脉绝,乃积痰生热，结伏其脉而不见尔。以三花神佑丸与之。句日后,食稍进,脉渐出，但带微弦，证尚未愈。因谓胃气既全，春深经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药。教以淡滋味,节饮食之法,半月而疟愈,经亦行。(《古今医案按》卷三)
[原著选读]
《阳有余、阴不足论》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礼记》注曰:“惟五十然后养阴者有以加。”曰: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膀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注文未之发耳。以陈无择之通敏，且以暖炽论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悲夫。(《格致余论》)
8·3王履
王履(公元1332~1391年)，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元末江苏昆山县人，少年学医于朱震亨,尽得其传。《古今医统》称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惟《溯洄集》行世。
8.3·1阐论“亢害承制”
王氏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载述的“亢害承制”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发。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安道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
他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易的。宇宙万物,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故他说:“故易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 他这里所称的“常”,就是指固定、静止、不变的意思。王履认为如果任何事物，没有运动变化,则生命就要停止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虽然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但它始终离不开一个规律,即都必须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正如其论中所述:“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万物的生机紊乱,在人体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故他又说:“不如是则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目以极矣,天地其能位乎?”王氏坚信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生理和生命延续,都必须不断运动和随时变易,同时,它们之间都必须平衡协调,特别指出,这种运动变化和协调平衡毕竟不是神化莫测,而是可测的。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指出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关于此说，唐之王冰，金之刘完素均曾有论述,而王安道则将其未悉之旨作了进一步发挥。
安道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亢为气之甚,承所以防其甚，如木甚则为风,火甚则为热,不甚便无风、无热而失去了木、火的作用。当其甚而未至于过极,则制木之金和制火之水,仅随之而已。至其甚而过极,金气便起而制木,水气便起而制火,以维持其相对的平衡,这些都是正常的生化现象。相反,或木火之气不甚,或甚而过极,金水之气不能制,是为生化反常的现象。由于元害承制规律的普遍性,它在于人体有“亢而自制”和“而不能自制”两种情况。“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即一脏不平;所不胜之五脏更相平之，如“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余脏皆然。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但若“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故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零基础学中医，制其亢，除其害。王氏将“亢则害、承乃制”结合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进行解释,其论述是颇为精湛的。他提出的“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的观点,已具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故张介宾曾盛赞其说。
8.3·2分析四气所伤
四气所伤之说，原出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痃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四时之气,更伤五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为痃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等论述。
对于《内经》风、寒、暑、湿四气所伤之论历代医家都从其病因推论其病理变化。惟独安道认为当从现有的病情以剖析其病原,方能与临床相符。
他说:“夫洞泄也,痃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以四气之因,说明致病之理,是不符合临床事实的。他又指出:“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说明被四气所伤,并不是必然发病,即使发病，病情亦有差异，这都是由正邪双方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王氏举伤风为例以说明之,如说:“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者,人亦能知乎”②?可见,他认为对于过时而后发的疾病,其病因往往是由其临床表现逆推而知的。
至于，夏伤暑为痃疟,冬伤寒为温病,秋伤湿为咳嗽等，意亦类此，同是“因病知原”。因之,学者在读医书之时,若仅从四气之因,遂断其必发某病,显然过于绝对,而在临证之际,能从现有的形证,推测其受病之原,考虑其将来之变,这才是“治病必求其本”的原意。总之,阅读医籍，当与病邪的聚散、正气的虚实、休质的强弱，时令的太过不及等临床实际情况相结合，方可免于穿凿之弊。王履以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者须从各种情况详加分析,即使“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故他提倡医为活法,不宜为内经的片言只字所拘执。其言河有卓识,对后人是颇有启发的。
8·3·3对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
王安道 注释《难经》，对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
《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后世伤寒家每采其说,而其义多歧。如《外台秘要》以阴阳指表里言，《伤寒微旨》以阴阳指尺寸脉言;丁德用注以阴阳指六气病六经言，这些都不够确切，使后学者莫衷一是。惟安道之说辞简而理明,他认为阴盛阳虚皆寒邪外客;阳盛阴虚皆热邪内炽，因表阳虚于外而受寒邪，故助卫阳以解表,汗出而愈,若下之，则适足以引邪入里，故表邪攻里为大忌。阳热盛于内,势必伤阴,故热盛于里;下不可缓,下其阳热,适足以保其阴津，若汗之，则反助热益炽,所以里热无表证的,大忌汗法。于此安道以阴阳之盛者指寒热病邪;阴阳之虚者指表里精气,不惟平正通达,而且临证可验,使《难经>之意得到彰明。
《难经·七十五难》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东方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肺也,则知肺虚。南方火,火者木之母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后世解《难经》者，对虚实补泻之精义均未能阐述切当。独安道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故补水泻火,可使水胜火，火势退而木气自衰,这就是母能虚子之义。所谓虚,是抑其太过而使之衰也,补水泻火之法,使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夫肝之实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实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实之二因也。肺之虚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虚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虚之二因也。今补水而泻火，火退则木气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术,东方不实矣。金气得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虚矣。”因此,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所谓“不治之治”，当深思其理。
8.3·4 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
王氏认为伤寒、温暑为治不同，主张治疗温热以清里热为主,这给后世温病学说以很大影响。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而即病者,称为“伤寒”;有不即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暑。对其治疗,在温病学说尚未成熟的阶段,人们多以伤寒方通治之,而安道则指出伤寒、温暑治疗不同,对此,他议论颇详,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郎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原者欤?”
王氏又认为，对于温热病,“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故“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他指出,伤寒、温病和暑病各“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白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 如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因此，他根据温暑的病理特点,提出治疗方针,说:“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者,诚由怫热在内故也……，凡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
不足之处在王著“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中则又以仲景立法为天下后世之权衡，岂特可以借治温病,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在“四气所伤论”则又以病情变化复杂,不应只从气候的单独因素考虑。以上诸论，未免与本论有自乱其例之嫌。而谓温病误攻无大害，误表变不可言，其论有失辨证论治精神,后人宜加辨析。
8.3·5 阐述真中,类中说
王氏阐述了真中、类中之说,而且把不同学说融汇贯通于一说,使中风理论渐趋完瑧,这对明清医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多因风而致，故用大小续命、排城、八凤等汤治之，安道指出:“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生乎火,东垣生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余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
从以上内容可见,安道治学,虽本于震亨“一断于经”之旨,但并不为经所囿,总以征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观其历数诸家,俱不免有微辞……然其会通研究,润见本源,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也”。可谓是持平之论。
[复习思考题]
(1)王履亢害承制论的主要内容。
(2)王履怎样发挥《内经》四气发病理论。试举例说明之。(3)王履怎样解释《难经》关于阴阳虚实补泻的理论。(4)试述王履对伤寒,暑温的认识及对真中、类中的区别。
[原著选读]
《亢则害、承乃制论》
予读《内经·六微目大论》至于“亢则害,承乃制”,喟然叹白:至矣哉!其造化之枢组乎?王太仆发之于前,刘河间闸之于后,圣人之蕴,殆靡遗矣。然学者尚不能释然,得不犹有未悉之旨也欤!递按《内经“帝曰: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乞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七气承之;上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糖承之。帝曰:何也?妓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吉则败乱,生化大病。”尝观大阴附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知之,下者举之,强者折之,弱者济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期再省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日以极矣,天地其能位乎?虽然,高也,下也,弱与强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亢则害,承乃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欤?夫太仆、河间已发挥者，兹不赘及。其末悉之旨，请推而陈之:夫自“显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含六节所治之位也。
自“相火之下”,止“阴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应乎岁气也。“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抑其过也。“制生则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来，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成欺也。河间曰: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质求哉?故后篇“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终为寒”之类,其为风生为热生者亢也,其为肃为寒者制也。又水发而为雹雪,土发而飘骤之类,其水发土发者亢也;其雹雪飘骤者制也。若然者,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夫前后二篇，所主虽有岁气运气之殊，然亢则害、承乃制之道，盖无往而不然也。惟其无往而不然，故求之于人,则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五脏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非既亢而克胜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
余脏皆然。制生则化,当作制则生化,盖传写之误，而释之读之者,不觉求之不通，遂并遗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与制之外之余意也，有或遗之，则无以见经旨之周悉矣。制则生化,正与下文害则败乱相对，辞理俱顺，不劳曲说而自通。制则生化者，言有所制,则六气不至于亢而为平,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化为生之盛,故生先于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气分布主治，迭为盛衰,昭然可见,故曰外列。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者，言既亢为害，而无所制，则败坏乖乱之政行也,败坏乖乱之政行,则其变极矣，其灾甚矣，万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谓万物也,以变极而灾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万物言。以人论之，制则生化，犹元气周流，滋营一身，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皆借焉以为动静云。为之主生化大病，犹邪气恣横,正气耗散,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举不能遂其运用之常也。或以害为自害，或以承为承袭，或以生为自无而有，化为自有而无,或以二生化为一意，或以大病为喻造化之机息，此数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若天地之气,其亢而自制者,固复于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虽然,造化之道,苟变至于极,则亦终必自反,而复其常矣。
学者能本之太仆、河间,而参之此论，则造化枢组之详,亦庶矣乎。然张戴人《治法心要》,则曰:“假令水为母,木为子。当春旺之时,冬令犹在，即水亢也。水亢极,则木令不至矣。木者，继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木无权也。水无权,则无以制土,七既旺,则水乃受制也。土者,继长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热克其寒也，变而为湿，此其权也。又如火为母，土为子。当长夏之时,喧令犹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极,则湿令不至矣。湿者，继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湿无权也。湿无权，则无以制水，水既旺，则火乃受制也。水者，严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热也,变而为土湿,土斯得其权也。”斯言也，推之愈详，而违经愈远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盖得于所闻之讹耳。(《医经溯洄集》)
《五郁论》
治五郁之法,尝闻之王太仆矣。其释*内经》曰:“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条达也;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太仆此说之后,靡不宗之,然愚则未能快然于中焉。尝细观之,似犹有可言,且“折之”一个，较之上四句，尤为难晓,因有反复经以求其至。按《内经》“帝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歧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总十三句通为一章，当分三节。自“帝曰”止“水郁折之”九句为一节,治郁法之问答也。“然调其气”一句为一节,治郁之余法也。“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三句为一节,调气之余法也。未五法者,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然扩而充之，则未常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凉而为郁,或不因所凉而本气自部,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扩焉而充之矣，可扩而充，其应变不分之理也欤?姑陈于左: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肤胁残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防报使而从治之。
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王氏谓上之令其条达，为“木郁达之”。东垣谓食塞胸中,食为坤土,胸为金位,金主杀伐,与坤上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发之气，伏于地下,非木郁而何,吐去上焦阴土之物,木得舒粉,则郁结去矣，此“木郁达之”也。窃意王氏以吐训达，此不能使人无疑者,以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欤?则泻肺气，举肝气,可矣,不必吐也。以为脾胃浊气下流，而少阳清气不升欤?则益胃升阳可矣，不必吐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是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至于东垣所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无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伤而后能也，且为物所伤，岂有反旺之理?若白吐去其物以伸木气，乃是反为木郁而施治，非为食伤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恐不劳引木郁之说以汩之也。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如腠理外闭，邪热怫郁，则解袁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穷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
凡此之类,皆发之之法也。上郁夺之,夺者,往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盛,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类,皆夺之之法也。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原,金受火铄,其令不行,原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腈满,胸凭仰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为金郁泄之。夫渗泄利小便,固为泄金郁矣,其解表二字,莫晓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邪为金郁,而解表为泄之乎?窃谓如此,凡筋病便是木郁,肉病便是土郁耶?此二字未当于理,今删去。且解表间于渗泄利小便之中，是渗泄利小便为二治矣。若以渗泄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为直治膀胱,则直治膀胱既责不在肺,何为金郁乎?是亦不通。故余易之曰,“渗泄而利小便也。”水郁折之，折者，制抑也,伐而挫之也,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
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逮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腑,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正欲折挫其泛滥之势也。夫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守也,攻也,广略也,虽俱为治水之法,然不审病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安施治之,其不倾踣者寡矣。且夫五郁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气久客,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平哉?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虽然,自调其气以下,盖经之本旨，故余推其义如此，若扩充为应变之用,则不必尽然也。(《医经溯洄集》)
8·4戴思恭
戴思恭,字元礼,明·浦江(今浙江浦江)人,生活于公元1324~1405年。少时随父尧从学于朱丹溪,丹溪因其颖悟绝伦,乃尽授其术。戴氏治疗诸病多奇效,名噪于浙。洪武间,被征为御医,晚岁任太医院使。
戴氏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丹溪学术思想,不仅深求师意,而且善于发挥。 在理论方面,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阐述其所未尽;
在杂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对气血痰郁之治亦多阐发。
其著述有《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推求师意》等，并校补《金匮钩玄》。
学术论点择要
8.4.1对气血的阐发
戴氏从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之论出发,对气血生理、病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气血之失常与某些疾病的关系，并对气血盛衰的病机统于阴阳之变，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使之更为全面而具体,对后世气血理论的发展也很有影响。
(1)气属阳,动作则火 丹溪曾说:“气有余便是火”,故戴氏认为:“气之与火,一理面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他指出:“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蕴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统于肺。” 然而,因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遽发而乖戾失常,那么就会使清者变化为浊,行者抑遏而反止,表失卫蕴而不和,内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主持治节等一系列病理性变化;若进而妄动不已,那么五志厥阳之火随之而起，火燔于肺，导致了气的病变。因而他提出了“气属阳,动作火”的论点,这是戴氏对气机的生理、病理方面的重要阐发。在气火关系方面。对李东垣的“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之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故凡动者皆属火,龙火一妄行,元气受伤,势不相立,偏胜则病移他经,事非细故，动之极也，病则死矣。”①可见戴氏气化火之说是综合了河间五志化火、东垣“火与元气不两立”以及丹溪的“相火论”等学术理论,加以发展而形成的。
戴氏对因七情伤气而郁结不舒,痞闷壅塞的诸气病症,重视详审起因,明辨何经，从而根据病变上下,藏气之不同而随经选药,分清利弊。如枳壳利肺气,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青皮泻肝气,多服损真气;木香可行中下焦之气;香附可快滞气;陈皮可泄气;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气;紫苏之散表气、厚朴之泻卫气;沉香之升降其气;脑麝可散真气。对此类有损气、泄气、行气之药,气实可宜,但不能过剂。同时，从气化火的学术思想出发,他指出诸气不能混作寒而类聚香热之药治之。“香辛燥热之剂,但可劫滞气冲快于一时。”①以暂行开发。若服之太过则增郁火蒸熏气液而成积，自积而成痰;若服之日久,升发太过,香辛散气,燥热伤气,以致真气耗散，浊气上腾。总之,他主张治气不能概以燥热之药,避免以火济火之弊。此外,五脏皆有火,况情志之动，均能引起脏气的火化，故治疗当审五脏火化之候，求其属而分别进行治理。以君相言，心与小肠之气为君火，可以湿伏,可以直折,惟黄连之类可以制之;心包络与三焦之气为相火,不可水灭。当从其性而伏之,惟黄柏之属可以降之,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芍药泻脾火,柴胡泻肝火,知母泻肾火;至若饮食劳倦内伤，元气与火不两立，为阳虚之病,以甘温之剂除之,如黄芪、人参、甘草之属;若阴微阳强,相火炽盛，以乘阴位，日渐煎熬，为火虚之病,以甘寒之剂降之,如当归、地黄之属;若肾水受伤,其阴失守,无根之火为水虚之病,以壮水之剂制之,如生地、元参之属;若右肾命门火衰,为阳脱之病,以温热之剂济之，如附子、干姜之属;实火则主张用咸冷之剂，如硝黄、冰片之类;若胃食过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为火郁之病，以升发之剂发之，如升麻、干葛、柴胡、防风之属。戴氏认为对火证的治疗，当明白分类而为临床施治之所据。
(2)血属阴，难成易亏 ，治当补气血 戴氏宗《内经》之说,指出荣为水谷之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入于脉中,由于阳生阴长作用化以为阴血,而与五脏乃至周身有密切关系。他认为阴血是“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故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所以“生化旺,诸经持此而长养,衰耗竭则百脉由此空虚。”同时戴氏谓:“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指出了保养阴血对人体的健康有重要的意义。
对阴血不足致病,戴氏认为人在气交之中,常动多而少静,故阳动易化为火,阴血最易被耗。此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理。如女子“年至十四而经行,至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血之难成易亏如此。若阴血既亏,复受阳扰,则百病变生。如“妄行于上则吐衄;衰涸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稍血热则膀胱癃闭溺血,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脓血,火极似水,血色紫黑;热盛于阴发于疮疡;湿滞于血，则为痛痒瘾疹，皮肤则为冷痹;畜血在上则喜忘,畜血在下则为喜狂。”指出了阴血亏伤所产生诸多的病变。
戴氏认为若气虚血弱,当宗仲景法以人参补之,乃阳旺则生阴血之理。如气不虚而独血分受伤,则治血必用血属之药,宜以四物汤为主,随证辅佐。汤中川芎乃血中之气药,地黄乃血中之血药,当归乃血中主药，芍药为阴分药。在临证中，血滞常佐桃仁、红花、苏子、血竭、牡丹皮;血崩常佐蒲黄、网胶、地榆、百草霜、榈炭;血痛常佐乳香、没药、五灵脂、凌霄花;血虚常佐苁蓉、锁阳、枸杞、益母草、夏枯草、龟板;血燥常佐乳酪;血寒常佐干姜、肉桂;血热常佐生地、苦参等药。以上是对血证正治的大略,学者当触类而长之，以应无穷之变。
上述戴氏对气血的论述虽宗于丹溪之论，但其阐发颇有独见，以后如汪机治病独重气血，实亦受其一定影响。
8·4.2 痰证、郁证论治
(1)痰证论治对于痰证的论治,戴元礼认为痰饮除生于脾胃外,还有生于经络者。认为痰证之因,由于饮食不谨,外伤六淫，内伤七情,或饮食厚味而谷气不升,荣卫郁滞,津液不行之故，因而谓“因气成积，积气成痰”。在正常情况下，“经脉之津液与血者,皆四布水精之所化。在变常情况下。“苟不善于化,则水积不行,亦如湿漂之为害，故其水盛与血杂混而不滋荣气之运，或不化液而不从卫气之用,聚于经脉为病，冷则清如饮，热则浊如其痰”。他还明确指出痰饮除生于脾胃外,还有生于经络者,他说:“窃谓痰饮之先,有生于脾胃,有生于六经,所起不同,若谓感邪与为病之形证则一也。至于治之,必先从其邪之所起,而后及于病之所也”。
对痰证的病理变化及其治疗，坚持“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发挥“痰饮证名多而病在饮，治饮为先”。
他说:“饮凡有六:悬、溢、支、痰、伏、留,痰饮特六饮之一耳。人病此而止日痰饮者，盖停既久未有不为痰,多因气道闭塞津液不通。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与丹溪之“治痰先治气”之说出于一辙。同时他还指出:“病痰饮而变生诸证，不当为诸证所牵制妄言作名。宜以治饮为先,饮消则诸证自愈。”确系治痰饮之大法。
在临床上,如喘、咳、呕、泄、眩、晕、心嘈、怔忡、惊悸,或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闭,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如水冷,这些都是痰饮之症,治疗时宜取苏子降气汤、导痰汤各半贴和煎;或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木香各半钱，吞五套丸;或以五套丸一料，依分两作饮子煎服。若平居皆无他证,只有痰数口,或清或坚,宜二陈汤、小半夏茯苓汤，痰多者间服青州白丸子;痰饮晕眩及成痰厥者，宜别加木香二生汤吞青州白丸子和灵砂丹，或吞养正丹,半硫丸;痰饮流入四肢,令人肩背疫痛,两手软痹,医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宜导痰汤加木香、姜黄各半钱。戴氏对于痰饮的论治,议论清晰,方法亦多,故常为后世取法。
(2)郁证论治戴元礼认为郁证为传化失常，中焦致郁多矣，为致郁之关键。
论郁证说:“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既然传化失常为致郁之关键,因而他又认为:“中焦致郁多也。
”中焦为脾胃所居,上为心肺,下为肝肾。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上下所属之脏气出现虚实克胜之变,必影响及中焦之气,放四脏一有不平,中气必为之先郁，又因饮食关节,停痰积饮,寒湿不通,皆郁于脾胃,因此,他指出诸郁证以中焦致郁居多。戴氏对六郁的辨证也很详审,指出:“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
治郁之法,有中外四气之异,即表里、风寒、热湿。如在表者汗之;在内者下之;兼风者散之;微热者寒以和之;热甚者泻阳救水,养液洞燥,补其已衰之阴;兼湿者审其湿之太过不及,犹土之早涝也;寒湿之胜,则以苦燥之,以辛温之;不及而燥热者,则以辛温之,以寒调之。
在用药方面,指出苍术、香附、为治郁要药(苍术为阳明药,能径入诸，阳明之，其气味壮辛烈，强胃健脾,面开发水谷之气,敌其最大;(香附为阴血中快气之药,下气最速。两者配合，开一降,以散其郁抚为手足厥阴药,能达三，使生发之气上至头目,下抵血海,疏通阴阴，调和气血,不专开发上中焦,并能使胃行气于三阳，脾行气于三阴。脾胃得水谷之气港输,则使被郁阻的脏腑之气得到宜发，天真之气也因而得到通达。藏氏对郁证的辨证治，宗丹溪而推求尽致，后世医家多视之为准绳。
综上所述,戴氏承丹溪之学而最得其传,故《明史》谓其“学纯粹而识深远。”胡溁序《证治要決类方》亦称“味其论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著奇见于理趣之极。”对戴氏作了颇高的评价。
[复习思考题]
(1)试述戴思恭气属阳动作火,血属阴难成易亏论的主要内容。
(2)戴思恭论治证、郁证的学术经验。
[医案例举]
(1)火极似水松江诸仲文,盛夏畏寒,常御重，饮食必令极热始下咽，微温即吐。他医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鸡者三，病更剧。戴曰:“脉数而大且不弱。刘守真云‘火极似水”，此之谓也。椒发三阴之火,鸡能助痰,只益其病耳。”乃以大承气汤下之,昼夜二十余度,顿减绩之半。后以黄芩导痰汤加竹沥饮之。竟瘳。(《续名医类案·恶寒》)
按:刘完素曾说:“病热甚而反觉自冷,此为病热,实非寒也”，即所谓“己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乃“火极似水”之象。其治疗但当泻其过甚之气，而不能被其假象所惑。否则“认是作是,以阳为阴”,便是“诛罚无过。”本证由于痰火内甚,阳气佛郁而不能宣达于外。因而盛夏畏寒、重绵不暖，食必极热，一似沉寒寤冷之疾。这在临床较难辨识。但戴氏留意其服食辛热甘肥则病更加剧的情况，并根据数大不弱的脉象，终于探得了病本,故迳投大承气汤“釜底抽薪”,攻下痰热,复用黄连导痰汤加竹沥,清热涤痰。痰火既大,怫郁顿消，阳气宣达,恶寒自解。
(2)痰火闭都姑苏朱子明之妇,病长号数十声,暂止复如前。人以为厉所凭,莫能疗。戴曰:“此郁病也。痰闭于上,火郁于下，故长号则气少舒。经曰‘火郁发之’是也”。遂用重剂涌之，吐痰如胶者数升，乃愈。(《续名医类案·哭笑》)
按:《本草经疏》载古人语云:“怪病多属炎,暴牁多属火”。说明痰火之为病,其临床表现是变化多端的。本案患者身无他病，但长号连声，止而复作。其证自与“脏躁”有别。戴氏分析病者长号的原因，乃气机失宜,欲求伸展。而气之不舒又因痰团火郁所致。复因长号以舒气,知其郁闭的关键在上焦。故宗《潔问》火郁发之”之旨,涌去顽痰，在上之痰闭得开,在下之郁火自解,闭郁既除,升降复常,故气舒而病愈。
[原著选读]
《血属阴难成易亏论》
《内经》曰:荣（营也）者水谷之精也。和调五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于脾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是以出入升降濡润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于脉，少则涩，充则实。常以饮食日滋，故能阳生阴长，液汗变化而赤为血也。生化旺,则诸往恃此而长养,衰耗竭,则百脉由此化而空虚。可不谨养哉!故曰: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盛则阴必衰,又何言阳旺而生阴血也。盖谓血气之常,阴从平阳，随气运行于内，而无阴以羁束,则气何以树立?故其致病也易,而调治也难。以其比阳常亏,而又损之,则阳易亢阴易乏之论,可以见矣。诸经有云:阳道实,阴道虚。阳道常饶,阴道常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人之生也,年至十四而经行,至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血之难成易亏。知此阴气一亏伤所变之证安行于上则吐衄;衰涸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稍血热则膀胱癃闭;溺血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脓血;火极似水,血色紫黑;热盛于阴,发于疮疡;湿滞于血,则为痛痒瘾疹,皮肤则为冷。
之在上,则为喜忘;畜之在下,则为喜狂。堕恐跌仆,则瘀恶内凝。若分部位:身半已上，同天之阳;身半已下,同地之阴;此特举其所显之证者。治血必血属之药，欲求血药，其四物之谓平。河间谓随证辅佐谓之六合阳者，详言之矣。余故陈其气味专司之要，不可不察。夫川芎血中之气药也,通肝经,性味辛散，能行血滞于气也。地黄血中血药也,通肾经,性味甘寒,能生真阴之虚也。当归分三，治血中主药，通肾经，性味辛温，全用能活血各归其经也。芍药阴分药也,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和血气腹痛也。若求阴药之属，必于此而取则焉。《脾胃论》有云;若善治者,随经损益,损其一二味之所宜为主治可也。此特论血病而求血药之属者也若气虚血弱，又当从长沙,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生阴血也。若四物者,独能主血分受伤，为气不虚也。辅佐之属:若桃仁、红花、苏子、血竭、牡丹皮者,血滞所宜;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榈炭者，血崩所宜;乳香没药、灵脂,凌臀花者，血痛所宜;从蓉、琐阳、牛膝、枸杞子、益母草、夏枯草、败龟板者，血虚所官;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干姜桂者,血寒所宜;生地黄、苦参,血热所宜;此特取其正治之大略耳，以其触类而长，可谓无穷之应变矣。(金匮钩玄》
《气属阳动作火论》
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护其表,复行千里,周流一身,循坏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流于肺,气曷尝病于人也。及其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间发,乖戾失常,清者遽变之为浊,行若抑遏而反止,表失卫护而不和,内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运,肺失主持,妄动不已,五志颜阳之火起蔫;上燔于肺气乃病焉。何者?气本属阳,反性则为大矣。河问曰:五志过极，则为火也。何后世不本此议,而一概类聚香辛燥热之剂。气作寒治,所据何理?且言七ゲ汤制作:其用青皮、陈皮、之棱、蓬朮、益智,官桂、甘字;遂以为平和可常用,通治七情所伤,混同一意，未喻共药。以治其气以下诸气，尤有甚焉者，兹不复叙。况所居之情,各各不同。且大经宫九气之变,未尝略而不详。如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一下,寒则气收,热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其言治法;离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惊者平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喜者以恐升之;悲者以喜胜之。九气之治,各有分别,何尝混作罪治论,而类聚否热之药,通言而治诸气,岂理之谓欤。若香辛燥热之剂,但可劫滞气，冲快于一时;以其气久抑滞,借此暂行开发之意。药中无佐使制服所起之气,服之,甚则增炽部火,蒸薰气液而成积,自积滋长而成痰,一饮下膈,气乃氤氲,清湿之象,若雾露之着物,虽滞易散,内挟痰积,开而复结,服之日久,安有虚实而不动，气动而不散者乎。
此皆人所受误之由,习俗已久,相沿而化,卒莫能救。开发大过,香辛散气,燥热伤气，真气耗散,浊气上腾,犹曰肾虚不能摄气归原,遂与苏子降气汤、四磨汤下,黑铅丹,养气丹,镇坠上升之气;硫黄黑锡佐以香热,又无补养之性,借此果能生气而补肾乎。请熟详之:夫湿痰盛甚者,亦或当之,初服未显增变,由其喜坠而愈进,形质弱者,何以收救。不悟肺受火炎,子气亦弱,降令不行,火无以制，相扇而动，本势空虚,命绝如缕,积而至深,丹毒济火,一旦火气狂散,喘息奔急而死。所以有形丹石瓦药,重坠无形之气,其气将何抵受随而降之乎。譬以石投水,水固未尝沉也,岂不死欤。丹溪有曰: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其热愈甚,自觉无冷,非真冷也。火热似水,积热之甚,阳亢阴微,故有此证。认假作真,似是之祸可胜言哉。内经虽云百病皆生于气,以正气受邪之不一也。今七情伤气,郁结不舒，痞闷壅塞，发为诸病。当详所起之因,滞于何经,有上下部分藏气之不同。随经用药，有寒热温凉凉同异。若枳壳利肺气，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青皮泻肝气,多服损真气。与夫木香之行下焦中气、香附之快滞气、陈皮之泄气、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气、紫苏之散表气、厚朴之泻卫气，槟榔之泻至高之气,沉香之升降其气,脑麝之散真气，若此之类，气实可宜。其中有行散者，有损泄者,其过剂乎,用之,能却气之标,而不能治气之本,岂可又佐以燥热之药,以火济火,混同谓治诸气,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气作火论，治与病情相得。丹溪发挥论云:冷生气者,出于高阳生之谬言也。自非身受寒气，口食寒物,而足论寒者,吾恐十之无一二也。(《金匮钩玄》)
《痰饮》
《内经》有脾胃湿土太过为积饮，痞膈与饮积于中者，数条未有痰之名也。至仲景始分饮为四，一日痰饮、二曰悬饮、三日溢饮、四曰支饮。而痰之义始见河间,分五运六气之病于火淫条下则云,中风、风癞等病,痰涎因水衰热甚,津液涌溢,聚于胸膈,热燥以为痰涎。初虞世言,涎者乃遍身之脂脉津液。于湿土条下云，湿气自甚则为积饮、痞膈、中满、霍乱;又云,喘嗽之痰为因外感风寒,寒化为热，热则生痰。张戴人谓，留饮一症,不过畜水而已;又谓,四饮者,观病之形状而定名也。其来之有五，有膀郁而得之者，其气抑郁不伸则肝气乘脾，脾气不濡故为留饮;有劳役乘困饮水,脾胃力衰,因时睡卧不能布散于脉,亦为留饮;肝主虑,久虑不决则肝气不行,脾主思，久思不已则脾气结,亦为留饮;饮酒过多,以乘燥金,胞不渗泄,亦为留饮;隆暑津液焦涸,喜饮寒水,过多逸而不动,亦为留饮。又谓痰有五，日风痰、日热、日湿、曰酒、日食五者，先生遵张、刘之说，谓痰饮之初起也,或饮食不谨,或外伤六淫，或内感七情，或食味过厚，皆致谷气不升资发荣卫，先郁滞而成膈热,故津液不行,易于攒聚;因气成积,积气成痰,痰饮既聚,展转传变，生病不一。为呕吐，为反胃,为喘满，为咳逆,为膈噫,为吞酸,为嘈杂,为膨胀,为痞,为痛,为泄利,为不食,冲上为头痛,为眩晕,嗌下为足肿,为癫疝。
散于表为寒热,为附肿,为支节痛;聚于心为狂,为癫,昏仆为不语。凡人之病皆痰为邪,此数家叙痰为病之始末也,后世论治痰饮,必得温乃行及,有痰因火热反见水化而觉其冷,乃不知其热也,先生故多不取，独称长沙治四饮之法,可表者汗之;可下者利之;滞者导之;郁者扬之;热者寒之;寒者温之，寒者通之;虚者补而养之;深得《内经》各随攸利所治之意。窃谓痰饮之先有生于脾胃,有生于六经,所起不同,若论感邪与为病之形症则一也,至于治之必先从其邪之所起,而后及于病之所止。曰痰饮因太阴湿土之化,生于脾胃,宁不生于六经乎?初虞世谓,涎为遍身之脂脉津液也，此非六经中之津液灌注于内外者欤，原其在经脉之由，即《内经》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散精于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又谓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谓五脏化五液,心为汗,肝为泣,肺为涕,脾为涎，肾为唾,故经脉之津液与血者皆四布水精之所化,然经脉以胃气为本,则其所化亦六经中胃气,土德之冲和者,以成之由是同归乎湿,滋育百体皆矣,苟不善于化,则水积不行,亦如湿漂之为害,故其水盛与血杂混而不滋荣气之运,或不化液而不以卫气之用,聚于经脉以为病,冷则清如其饮,热则浊如其痰。设值风火之迫则涌溢而起,无处不到,痰饮为病莫大于此。(推求师意·痰饮》
《郁病》
郁病多在中焦,六郁例药,诚得其要。中焦者,脾胃也,胃为水谷之海，法天地生万物，体乾坤健顺备中和之气,五脏六腑皆禀之以为主荣卫天真,皆有谷气以充火。东垣谓:人身之清气、荣气、运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称。然岂尽胃气,乃因胃气以资其生,故脾胃居中,心肺在上,肾肝在下,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故上下所属之脏气致有虚实克胜之变,而过于中者,其中气则常先四脏,一有不平,则中气不得和而先郁,更因饮食失节、停积痰饮、寒湿不通,而脾胃自受者,所以中焦致郁多也。今药兼升降而用者，苍朮,阳明药也,气味雄壮辛烈，强胃刑脾,开发水谷气，其功最大;香附子,阴血中快气药也,下气最速,一升一降,以散其部;抚芎,手足厥阴药也,直达三焦,俾生发之,上至目头,下抵血海，疏通阴阳、气血之使也 然此不专开中焦而已,且胃主行气于三阳,脾主行气于三阴,脾胃既有水谷之气行，从是三阴,三阳各脏腑自受，其燥金之郁者,亦必用胃气可得而通矣,天真等气之不达者,亦可得而仲矣，况苍朮能径入肃经，疏泄阳明之湿,此六郁药之凡例。升降消导,皆自《内经*变而致之，给于受病未深者设也。下郁乃燥之别，名属肺金之化。治郁之法,有中外四气之异,在表者许之;在内者下之;兼风者散之;热薇者瘪识和之:;热苔者沔阳教水,养液润燥，补其已衰之阴,兼湿者审其温之太过不及,犹土之旱涝也。寒湿之胜,则以苦燥之，以辛温之;不及而燦热者,则以辛温之,以寒调之,大抵须得仲景治法之要,各守其经气而勿违。(推求师意，郁依》
[注释]
五套丸:南星、半夏、白木、茯苓、良姜、木香、青皮、陈皮。青州白丸子:半夏、南星,白附子、川乌。
木香二生汤:附子,半夏生用各等分;每服四钱,姜五片水煎,入水香尤佳。
养正丹:水银、铝锡、砂、硫黄。
病有伤寒杂病，仲景在前，丹溪在后，可见丹溪学术成就之高。
奉读先贤，近段见浮渣沉起，有智者直言当以汉奸论处，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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