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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5日发布，习近平主席签署第五十九号主席令生效，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7月1日，我国首部《中医药法》，备受各方关注的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药将正式迈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2016年，我有幸开办了《经方大医传承》这个微信平台。当下国家最高层对中医的认可和肯定，说明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和历史一致。《中医药法》实施，我和所有中医学人以及中医爱好者都很激动，行业的国家法律得到的落地实施。
历史上一些伟人对中医的争议和反对也可以画上句号了，那些我尊重和喜欢的名人，请您们安息，也保佑以后的我们吧。
下面带大家看一下，当年，那些反对中医的名人、伟人是如何说的。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俞先生的这个“废医” 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
医学界“废止中医”的急先锋余云岫，他是民国废止中医派的领军人物。余氏于1905年留学日本攻读物理，1908年改学医学，1916年毕业于大阪医学院，归国后曾任中央卫生委员。早在1914年中医名人，余云岫所作《灵商兑》，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河。日本西医界大加赞赏，认为“学术见地非凡，沽余勇而揭彼短”。执中：可是余老先生可能不知道，当下的日本中医发展程度已经高于中国，已经占领了世界中药材80%的市场了。
鲁迅先生，是革命家思想家，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虽无政治职务，但影响力很大，先生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
在这些 “海归派” 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 “海归” 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执中：可是两者客观上是不同的，中医是救人，无革命性和政治性，各位大师把革命变革和中医混在一起讲，实在不该，有幸大师们没有把重点精力放在废弃中医上来，我们今天能够受用和继续传承中医。
1、鲁迅对中医的偏见
鲁迅先生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西医。他在通过对《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西方医学课程的学习后，脑海中经常浮现昔日郎中为其父亲治病的言论和开列的药方，两相对照，愈发觉得不可思议。例如中医郎中的药方，“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而与当前所学（西医）的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除痛恨庸医害人外，还集中对中医的玄奥，不明晰病因，模糊的脉诊等情形进行批判；历数为给其父医病，周家卖光了祖业田产，后来典当首饰衣物，以大价钱延请名医，盼父亲“沉疴早祛”。鲁迅写道，所谓的“名医”名方，就在于搞得众人莫名其妙。如其方剂“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胀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中医名人，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鲁迅说：“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
鲁迅对中医的偏见难于化解。他在当年存废中医的争论中，也是否定中医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曾写《从胡须说到牙齿》嘲讽世象的杂文，内称：“我后来也看看中医的医药书，忽而发现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原因来，原来是他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么灵，我还都不信。”
在《马上日记》一文中，鲁迅更有坚决的态度：“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实际情况是鲁迅劳逸的时间混乱，不按时就餐，得了胃病。每每发作疼痛煎熬几日，苦不堪言。本来几付化瘀、消炎的中药即可见效，可十几年间鲁迅拗着不看中医、不服中药，最终被胃病折磨到谢世为止。
生活中经历过的痛苦都会在脑海中打上深刻的烙印，庸医致鲁迅父亲医治无效而亡，令人同情惋惜。但这是个案，不能以偏代全。一个中医出了毛病，所有中医都被连累，这不是公允的态度。
2、梁启超受西医误治而死
反之，当年“戊戌变法”的头面人物梁启超，原本病在右肾，血尿不止。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医学博士刘某主刀，一个走神，竟将左肾当坏肾割掉了。拥护中医的文人陈西滢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他的文章一经刊出，舆论立刻哗然。陈氏还觉得言犹未尽，演讲时又即兴发挥：‘梁启超，国之鸿儒，西医可以舞刀割错腰子，换成升斗小民，岂不更要乱割一气？” 浪漫文人徐志摩嘲讽：“西医所说的科学，原来是‘拿人当试验品’，哪个还敢看西医？” 梁启超被割错腰子，一时吵得沸沸扬扬，使社会上举西医，废中医的头面人物语塞多日。其实，这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而与西医、中医的优劣并无直接关系。
3、不看中医却吃草药的丁文江
现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曾求学日本，后又转赴英国。在哲学上，他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并以一副“寿高梦旦联”而自得：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丁老奉此为佳联挂于中堂，有宾朋至，必讲解，尽兴发挥，口无遮拦，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即使病重亦不肯请中医治疗。据学人陈伯庄回忆：“有一次论到中医，我坚持中医具有实验效用，在君（丁文江）极不耐烦。我说：‘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他断言回答说：‘不！不！’ 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与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还有一次他到贵州旅行，在一个地方他和他的随从都染病卧床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丁文江）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赶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这一绝决的态度，已超出了“科学”的限度，而是将“科学”转化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不过，誓不与中医为伍的丁文江却服草药治过病。
某年他在云贵高原考察地质，因饮水不洁染上痢疾。此病在当地习以为常。土著替他取黄柏树皮煎汁，日服三次，泻痢即止。当“跑肚提不上裤子”，腹部又绞痛难熬时，土著先喝上一口药，再让他放心服用。他服药的当天下午“痢即止，腹无痛”。丁文江于是说：“草药治病，与中医无关”。
4、高梦旦先生也不信中医，却信中药。
一次老人家发高烧，腹泻不止，西药用过也不见效。友人取三枚罂粟壳煎水，他服用贵体无恙，言不由衷地论：“偏方治大病，草药治大病”。别人说他卖矛又卖盾，让人哭笑不得。中医中药是皮与毛的关系，“皮”已无，“毛”焉存？可见骨子里对传统的中医药，丁氏与高氏其实也拿不出过硬的反对理论来。
5、孙中山病危时拒服中药
孙中山早年接受西方教育，并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孙氏一生崇尚西医，对中医持怀疑态度。他有一句名言广为传诵：“中医靠经验也能医病，但西医所据科学方法有时也会医不好病，但我宁信西医，远离中医。”
孙中山晚年患肝癌时，北京协和医院宣告手术无策，人不能等待死神，家人友人劝其服用中药，“死马当活马医”，也许绝路逢生。孙中山不屑一顾。对此鲁迅有如觅得知音，撰文大加赞赏。周先生撰《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文章时指出：“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知说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都肯尝试的，而他对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人中之杰亦然。以孙中山、鲁迅二人的才智、胆识和医药知识判断当时的情况，西医已“束手”，懂得“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为何不马上拿来一用？一个生命大限在即的人，头脑又如此清醒，就是不肯看中医服中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6、傅斯年谓中医不如西医
傅斯年，字孟真，“五四”名人，是货真价实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傅斯年是总指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时，傅是领头人之一，后成为知名的文史学者。如果给其确切的学术定位的话：“胡适是民国学坛的盟主，傅斯年就是辅弼大臣”。
这样一位有名气、有学养的文化人，一生推崇西医，废弃中医的态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早年，傅斯年于《再论所谓“国医”》中说道：“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个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1941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上，湖北参议员孔庚《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的议案出台受热议，引发傅斯年的不满并与孔庚发生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期间，孔庚从民族健康考虑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且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支持。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争论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攻击。对这一事件的原委，与傅同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写道：“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 等到会散后，孟真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他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便立即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罢’。” 说完，傅挪动身子自我解嘲道：“老者为上，大骂我一顿，气出了，但中医不如西医精准，两者不可合璧，你干生气也没用。”
7、陈独秀批中医是糟粕
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曾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愚昧；但在对中国封建文化鞭挞的同时，却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
其详判中医的标准完全以当时的西医为准，当对不上号时，则以断然否定。他撰《警告青年》，书云：“（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图。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核心。试遍索宇宙间，诚不如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陈独秀等认为“经络”之学“出于猜想”，继之又说：“西医解剖人体，各部位的功能、走势一目了然，惟不见经络影子”。这个观点，当时很有代表性，以为中医仅靠经验治病，无科学可言。今天，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手段的不断完善，中医已能将经络的分布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给予图像定位，让人廓清原貌。中医成为一门科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陈先生九泉下得知，定会改变态度。
其实，中医一开就将人视为天地人大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将人体本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看成是与天地自然相感应的小环境、小宇宙。这是符合人体生命实质的。中医的综合治疗、扶正治疗，“医病医心” 和阴阳协调等观点，过去认为“玄奥”、神秘莫测，今天看来则浅显易懂，符合辩证理论。
岐黄之术，惠及苍生。一百年前的中医存废之争已成为过眼烟云。今日国家战略肯定，中医中药事业蓬勃发展，必将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推进作用。
注：文章史料来源于与张功耀，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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